5年前，我给女儿泰莎的班级上了一堂性教育课。几天前，我给女儿萨莎的班级上了一堂死亡教育课。
当初，泰莎听说我要去给她的七年级学同学们进行性教育时，窘得要命。丈夫建议她在脑袋上扣个纸袋子，她翻了个白眼走开了。上课那天，她溜到教室最后，坐在桌边，低下头藏在书包后面。
课堂伊始，13个女孩惊惶不安地看着我。我知道我得说出那几个她们此时正在害怕的字眼，好让话题能够转到重点上去。“阴茎和阴道。”我说，有人吃吃笑了起来。一支铅笔掉在地上。我开始谈论避孕、拒绝、同意、怀孕、性病甚至迷奸药。压力不断释放，孩子们积极地举手提问，女儿的头也从书包后面抬了起来。
早在1892年，美国全国教育协会就开始推广性教育课程，把它纳入全国教学大纲的必修部分。随着性教育的普及，以及越来越便捷的生育控制，美国社会的意外怀孕率和性病发病率均大幅降低。在这个问题上，知识真的是力量。
我相信，关于死亡也是如此。
我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医院工作，是一名从事重症治疗和姑息治疗的医生。我常常用那些高科技手段挽救重症监护室内患者的生命，但我也看到，同样是这些手段，为许多正在走向生命终点的病人带去了深深的痛苦。我们有太多患者在过度医疗的情况下死去，在并非出于自己意愿的情况下接受各种治疗，即使它们已经不太可能对患者有帮助。在死亡之前滞留重症监护室的日子里，许多患者都要使用呼吸机和饲喂管，让液体能量通过这些管子流进胃里。患者的手臂经常受到约束，以防各种管子和导管意外脱落。
我照顾过的许多患者疾病恶化、反复入院，但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已时日无多。其原因是复杂多样的，比如医生没有直接把坏消息告诉患者，比如人们相信科技终将以某种方式战胜死亡。而患者到了濒死之际，往往已经没有能力表达自己在死亡方式上的偏好——比如是回家静静等待死亡，还是在医院插管抢救——更何况他们的选择往往不被考虑。
几乎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在计划妥当之后，在至亲围绕下安适地死去，但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即将死去，就无法为之做准备。我们需要学习如何在生活中为死亡留出空间，如何为死亡做好准备。事实上，当患者做好准备时，他们临终时会不那么痛苦。当他们思考过自己的目标与价值观，仔细考虑过关于生死的种种偏好之后，他们会做出忠于内心的选择，并使医院、家属都遵从于这一选择。
我一直热心倡导教育青少年对自己的性行为负责任。我同样认为，我们早该对他们进行死亡教育——缺乏死亡教育与缺乏性教育同样糟糕，甚至更糟。
我建议在所有高中都开展死亡教育。为什么死亡被视为比性更严重的忌讳？二者同样是生命的自然环节。我们可能认为死亡太可怕了，不适合同孩子们谈起，但我相信，一场痛苦的死亡要比你想象的糟糕得多。死亡教育令这一生命过程变得正常化，并鼓励学生为自己或家人做好准备，不管死亡于何时降临。
在我工作的重症监护室里，每一年，我都能看到几十个年轻人陪在弥留亲人的床边。如果我们在高中就开展死亡教育，那么探望弥留祖父母的学生就可能想到课程中学到的知识，问出可能改变患者最后时刻的问题。例如，她可能要求进行姑息治疗咨询，或和医护人员讨论患者的相关偏好。高中是学生们开始有资格获得驾驶执照和考虑器官捐赠的时候，这是接受死亡教育的完美时机。
几天前，我和同事道恩·格罗斯来到奥克兰的海德-罗伊斯中学，为我女儿的九年级班级上了第一堂死亡教育课。就像在性教育课上一样，刚进教室时，我们要尽早摆脱一些让人不舒服的字眼，比如死亡、癌症、失智。我们给学生们放了电视剧《实习医生格蕾》里一些不现实的急救片段，讲解了它们的错误之处。我们直言不讳地描述了重症监护室里的现实——隔离、手臂约束、用机器延长生命的效果……所有人都认真听着，他们的表情有些犹疑，但都聚精会神。
然后，我们教学生们玩“Go Wish”纸牌游戏，它可以让家人在娱乐中较为放松地进行艰难的对话。游戏规则要求学生确定自己最重要的偏好和价值观，无论是关于生活，还是关于死亡。在游戏中，大家打开心扉，就如何将这些偏好传达给家人和医疗团队展开了讨论。
学生们的反应令我们非常欣慰。他们毫不掩饰地谈论着自己关于死亡的偏好。一个女孩告诉另一个人，她想确保自己不成为家人的负担。一个男孩表示，祖父最近正在为健康而惶恐，他希望能和祖父一起玩“Go Wish”。学校的老师告诉我们，学生们积极的参与令她感到惊讶。
我希望这只是第一步。我希望死亡教育能够得到普及，因为死亡终将影响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越早开始谈论它越好。
作者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奥克兰高地医院从事重症监护和姑息医学治疗。
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网